我跌倒了才意识到……

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程，我很早就从南开大学选拔到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委成为一名副局级干部，后虽几经岗位调整，但一生都在干教育、做党务。在天津理工大学工作的十年，客观说最初我也干了大量工作，但我觉得自己有能力，居功自傲，认为“组织不用是关系不到位”，既然组织不用，我就安排自己的生活吧。我反思自己思想道德上的滑坡是在自己提拔无望前途黯淡开始的，进步动力一旦没有了，思想防线就松动了，党性意识也无存了。

首先在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。我彻彻底底忘掉了角色意识，崇尚“能人”政治，不相信组织力量，十八大以来在公开与私下场合说话极其随意，甚至信口开河，把政治纪律、政治规矩、组织纪律视为儿戏，在群众中给党组织造成了恶劣影响。同时，私下里我求神拜佛以此填补信仰缺失的空虚。我开始信奉实用主义、功利主义，信奉所谓官场“潜规则”，政治意识、组织意识、党委书记角色意识丧失殆尽。

第二，人生观、价值观扭曲了，入党誓词忘掉了，把安排好自己个人生活看成人生主要目标，我随波逐流，放纵欲望。一方面我利用担任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的职权，不断索要学校老师画作，另一方面我频繁与社会上的商人朋友来往，用手中权力，在招生、转专业、教师招聘、学生找工作方面为人家办事，收受人家的礼品礼金，开始跟人家吃喝，与人家称兄道弟，在众人拥捧中我飘飘然，找到了当“老大”的感觉，时间一久，这种享乐奢靡成为习惯，一周不吃就觉得缺点什么，什么地方好玩就去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好吃就变着法去找。欺骗组织，将因私护照留在手中，私自出国（境）游玩，每到大学寒暑假，没放假就早早安排好旅游计划，国内外到处游山玩水，外出行踪从来不向组织报告。每到周末都早早约上一些朋友，安排好聚会场所，在奢靡享乐的浸染下，各种低级趣味也都成了自己放纵欲望的不二追求。

第三，四种心态支配了我，一是“不平衡”心态，总是与人家比，我觉得自己毕竟也是个局级干部，就那么点钱还算什么事，帮人办点事收点好处甚至心安理得。二是“小节无碍”心态，自己时常觉得不就是吃点喝点嘛，逢年过节人家送些节礼、购物卡都觉得理所当然，似乎社会风气都是这样，在思想上从来没有重视起来，现在想起来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看中我的权力和位置，这笔“人情债”、“经济账”是一定要还的。三是“侥幸”心理，我总觉得干部这么多，谁没一点事，怎么组织就和我过不去？我如果早就猛醒，早早找到领导和市纪委交代自己的问题，也许不至于有今天这样的结果。四是快退休了，想利用这两年把未来生活安排好。我思想上的滑坡虽然多年前就开始了，但这两年爆发得更集中更彻底。我犯的很多错误集中在这两年，这与我快退休了有关，开始安排退休生活了。

对照党章、《纪律处分条例》，我真切感受到角色错位的后果，我重温入党誓词，如醍醐灌顶一般，我与党章的要求差得太远了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安排，自己的小生活，哪里谈得上为党和人民牺牲？连奉献都谈不上，只是利用职权不停地索取。我跌了大跤才开始意识到理想信念多重要啊！我是一个“两面人”，其实我给学生讲“社会责任感、使命感”，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”，我也时常动容，怎么在自己私生活中就完全无意识了呢！

现在想想我缺乏的就是对“信念”的坚守，对党的无悔忠诚。我过去把杨善洲、焦裕禄看做“圣人”，认为这根本就学不来，现在想想自己，我不仅没有践行他们的足迹，就连党章和《纪律处分条例》规定的底线都没有守住，精神上一泻千里，“在党不为党，在党不忧党，在党不言党”。把过去对党的深厚感情演化成了随波逐流，坚守尽失。（摘自武红军忏悔书）